漢地佛教

　　傳入中國漢族地區的佛教，經過長期的經典傳譯、講習、融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從而形成具有民族特點的各種學派和宗派；並外傳朝鮮、日本和越南。

　　歷史　　佛教傳入中國漢地年代，學術界尚無定論。古代漢文史籍中，有秦始皇時沙門室利防等18人到中國的記載。據《善見律毗婆沙》記述，在阿育王時代，佛教第三次結集後，曾派大德摩訶勒棄多至臾那世界（原註：漢地）；派末世摩至雪山邊國。西藏多羅那他《印度佛教史》稱達摩阿育王時，高僧善見至大支那弘法。南傳佛教史書則稱派末世摩至支那。以上這些布教活動因無譯述遺跡傳世，無法證實。

　　初傳　　漢建元二年至元朔三年（公元前139～前～126），張騫出使西域期間，曾在大夏見到從印度販運去的蜀布、邛竹杖，說明當時中印之間已有民間往來，可能佛教也隨之傳入漢地。漢武帝還開闢了海上航道與印度東海岸的黃支等地建立聯繫。近年考古發現，東漢時的四川彭山墓葬中已有佛像，江蘇連雲港孔望山佛教摩崖刻像初步證實也屬於東漢時期。東漢明帝於永平八年（65）賜楚王英詔言其「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可見當時已有佛教傳入。經典的傳入，據傳始於漢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博士弟子景盧以浮屠經（佛典），但究為何經，已失傳無聞。歷來均以漢明帝永平年間（公元58～75）遣使西域取回《四十二章經》為佛法傳入中國之始。此說是否為歷史事實，近代頗有爭議。因當時西域發生戰亂，交通斷絕，至永平十六年才開放。因此，只能推定大概在公曆紀元前後，佛教開始傳入漢族地區。傳播的地區以長安、洛陽為中心，波及彭城（徐州）等地。當時有人認為佛教是一種神仙方術，故桓帝將黃帝、老子和佛陀同祀，「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把沙門視同方士。

　　三國時期　　承漢之後，天竺、安息、康居的沙門如曇柯迦羅、曇諦、康僧鎧等先後來到魏都洛陽，從事譯經；支謙康僧會等前往吳都建業（今江蘇南京）弘法。支謙深得孫權禮遇，拜為博士；並為康僧會建立寺塔。曇柯迦羅、曇諦精於律學，譯出摩訶僧祇部的戒本《僧祇戒心》一卷。主張僧眾應遵佛制，稟受歸戒，為漢地佛教有戒律、受戒之始。曇諦也在白馬寺譯出《曇無德羯磨》一卷。此外康僧鎧還譯出《郁伽長者所問經》和《無量壽經》等4部。吳國譯經，始於武昌，盛於建業。支謙專以譯經為務，所譯典籍廣涉大小乘經律，共88部，118卷，現存51部，69卷；康僧會譯出《六度集經》9卷等。當時譯經，大小乘併舉。小乘經典強調禪法，注重守神養心（「守意」）；大乘偏重般若。這個階段的譯經工作和對教義的宣傳、研究，為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的發展打下了初步的思想基礎。此外，這個時期的寺塔建築、佛像雕塑也各具規模，但今存極少。

　　南北朝　　南朝宋、齊、梁、陳各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篤信佛教，自稱「三寶奴」，四次舍身入寺，皆由國家出錢贖回。他建立了大批寺院，親自講經說法，舉行盛大齋會。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82700餘人，在建康（今江蘇南京）就有大寺700餘所，僧尼信眾常有萬人。北朝雖然在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時發生過禁佛事件，但總的說來，歷代帝王都扶植佛教。北魏文成帝在大同開鑿了雲岡石窟；孝文帝遷都洛陽後，為紀念母后開始營造龍門石窟。北魏末，流通佛經共計415部，1919卷，有寺院約3萬餘座，僧尼約200餘萬人。北齊僧官管轄下的僧尼有400餘萬人，寺廟4萬餘座。在南北朝時，有大批外國僧人到中國弘法，其中著名的有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羅、真諦、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中國也有一批信徒去印度遊學，如著名的法顯、智猛、宋雲、惠生等曾去北印度巡禮，攜回大批佛經。

　　隋唐　　佛教經魏晉南北朝的發展，無論在思想上和經濟上都為隋唐時期創立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宗派創造了條件。隋文帝統一南北朝後，即下詔在五嶽勝地修建寺院各一座，並恢復了在北周禁佛時期所破壞的寺院、佛像。在首都大興城（漢長安城東南）建立了執行佛教政策的國家寺院──大興善寺。仁壽（601～604）年間在全國建立了111座舍利塔，並廣置譯場，羅致中外譯師、名僧進行翻譯、疏解佛教經典。煬帝繼文帝的保護佛教政策，在揚州建立了著名的慧日道場等，作為傳播佛教的據點，並繼續發展前代的譯經事業，佛教十分興盛。仁壽年間，全國有重要寺院3792所，度僧23萬人，寫經46藏328616卷，修理舊經3853部，營造大小石像尊修復舊像1508940尊。

　　唐代是中國佛教臻於鼎盛時期。唐朝帝王雖然自稱是道教教祖老子的後裔，尊崇道教，但實際上是採取道佛並行的政策。唐太宗在清除割據、平息騷亂時，曾得僧兵之助；在即位後，下詔在全國「交兵之處」建立寺剎，並在大慈恩寺設譯經院，延請國內外名僧進行譯經、宣化事業，培養出了大批高僧、學者。高宗繼位後，在帝都和各州設官寺，祈願國家安泰；武則天更令各州設大雲寺。終唐之世，佛教僧人備受禮遇，賞賜有加。不空和尚曾仕玄宗、肅宗和代宗三朝，出入宮門，封肅國公；入寂後，代宗廢朝三日，以示哀悼。唐時中國名僧輩出，對佛學義理上的闡發無論在深度和廣度上都超過前代，因此為建立具有民族特點的很多宗派奠定了理論基礎，而且佛教信仰深入民間，創造了通俗的俗講、變文等等文藝形式。在建築、雕刻、繪畫、音樂等方面，建樹很大，豐富了中國民族文化藝術的寶庫。在唐時有大批外國僧侶、學者來我國從事傳教和譯經事業，中國也有不少僧人（如玄奘、義淨）不辭艱辛去印度遊學。中國佛教宗派開始傳入朝鮮、日本、越南和訶陵（今印度尼西亞），加強了中國與亞洲其他國家的宗教、文化和商業的關係。但是，到了會昌五年（845），由於社會、經濟等各方面的原因，發生了大規模的禁佛事件。武宗下令沒收寺院土地財產，毀壞佛寺，佛像，淘汰沙門，勒令僧尼還俗。據《唐會要》記載，當時拆毀的寺院有 4600餘所，招提、蘭若等佛教建築4萬餘所，沒收寺產，並強迫僧尼還俗達260500人。佛教受到極大的打擊。

　　隋唐佛教義學蓬勃發展，促成大乘各宗派的建立。重要的有智顗創立的天台宗；吉藏創立的三論宗；玄奘和窺基創立的法相宗；道宣、法礪和懷素分別創立的律宗，有南山、相部和東塔三家；由北魏曇鸞開創，隋代道綽相繼，而由唐代善導集成的淨土宗；弘忍的弟子神秀和惠能分別創立的禪宗，有北宗和南宗，在唐中葉後又陸續出現「禪門五家」，即溈仰、臨濟、曹洞、雲門和法眼五派；法藏創立的華嚴宗；由印度僧人善無畏、金剛智、不空和惠果所奠定的密宗。這些宗派創立之後，隨著隋唐中國對外交通的開拓，不久即傳播海外。

　　兩宋　　北宋初期，朝廷對佛教採取保護政策。建隆元年（960）普度僧人8000人，繼之又派行勤等157人赴印度求法，並使張從信於益州（今四川成都）雕刻大藏經版。太平興國元年（976）又普度僧人17萬人，五年設立譯經院，恢復了從唐代元和六年（811）以來中斷達170年之久的佛經翻譯工作。同時，西域、古印度僧人攜經赴華者絡繹不絕，至景祐（1034～1037）初已達80餘人。譯經規模超過唐代，但成就稍遜。宗派以禪宗特別是臨濟、雲門兩派最盛，天台、華嚴、律宗、淨土諸宗稍次。由於各宗互相融合，提倡「教（天台、華嚴）禪一致」、「淨禪一致」，因而廣為流行華嚴禪、念佛禪等等。另外，在天台宗中分為山家、山外兩派，而在民間念佛結社特別興盛，影響極大。天禧五年（1021），天下僧尼近46萬人，寺院近4萬所，為北宋佛教發展的高峰。徽宗時（1101～1125），由於朝廷篤信道教，曾一度下令佛道合流，改寺院為道觀，佛教一度受到打擊。

　　南宋偏安，江南佛教雖仍保持一定盛況，但由於官方限制佛教的發展，除禪、淨兩宗外，其他各宗已日益衰微遠非昔比。禪宗不立文字，不重經論，因而在會昌禁佛和五代兵亂時所受影響較小。淨土宗強調稱名念佛，一心專念阿彌陀佛名號，簡單易行，且北宋以後禪教僧人又多歸宿淨土，故能綿延相續，直至近世，仍甚盛行。

　　宋儒理學一方面汲取佛教華嚴、禪宗的思想，從而豐富了它們的內容，另一方面又批判和排斥佛教。排佛者中最著名的是歐陽修，但歐陽修的排佛思想曾受到契嵩和尚、宋朝宰相張商英、李綱和劉謐等人的反對。張商英作《護法論》創三教調和說，認為孔子之道與佛教所主張的識心見性、無上菩提之道無異，儒以治皮膚之疾，道以治血脈之疾，佛以治骨髓之疾，三教本旨無違。劉謐的《三教平心論》也發揮了同樣的旨趣。

　　元明清　　元代的統治者崇尚藏傳佛教，但對漢地佛教也採取保護政策。佛教中的禪、律宗等繼續流傳、發展，寺院林立，僧尼眾多。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全國有寺院42318座，僧尼21.3萬人，中央和地方設有嚴密的僧官制度，加以監督，頒行了《敕修百丈清規》，雕印了著名的普寧寺版的大藏經。

　　明萬曆以後，祩宏、真可、德清、智旭四大家出，進一步發展了對內融會禪、教、律等宗學說，對外融通儒、釋、道三家的風氣，所以深受士大夫的歡迎和一般平民的信仰，並使佛教更加具有中國的特色。

　　清初皇室崇奉藏傳佛教，對漢地佛教採取限制政策。康熙時禁令稍弛，迎請明末隱居山林的高僧重返京師，使已經衰微的佛教一時又呈現出活躍的氣象。雍正雖重視藏傳佛教，但主張儒佛道異用而同體，並行不悖，提倡佛教各派融合。他親制《揀魔辨異錄》、《御選語錄》，提倡不問宗派異同，都應念佛，對近世佛教有重要影響。乾隆時刊行《龍藏》，並編輯《漢滿蒙藏四體合璧大藏全咒》，對佛教的發展起了一定推動作用。清末以來，楊文會、歐陽竟無等在日本和西歐佛學研究的推動下，創辦刻經處、佛學院、佛學會等，為佛教義學的研究開闢了一個新的時期。中國近代思想家如康有為、譚嗣同、章太炎、梁啟超等都受過佛學的影響。佛學思想曾是譚嗣同所建立的《仁學》體系的思想淵源之一。此外，一批名僧如月霞、諦閑、圓瑛、太虛、弘一等也都奮起從事振興、弘揚佛教的工作，使佛教產生了新的氣象。

　　經典傳譯與編纂 隨著佛教的傳入，來華西域僧人和佛教學者日益增多，譯經事業也隨之發展。自東漢永平十年（公元67）至北宋靖康元年（1126）的千餘年中，共有譯師 230多人，其中有史可征的印度在華僧人計71人。譯出經、律、論5700餘卷（現存），加上其他佛教著作和漢地著述，據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收錄為13520卷。

　　大乘經典的傳譯 佛經的大量翻譯，始於東漢桓帝時（146～167）到中國的安世高和靈帝時的支婁迦讖。安世高雖以傳譯《安般守意經》等小乘經典為主，但其譯籍中已有大乘經典。東漢光和二年（179），支婁迦讖譯出《道行般若經》；西晉永平、元康之際，無羅叉、竺叔蘭譯出《放光般若經》；這些大乘經典開始流行，即與漢文化相結合。當時學者常以佛經與中國道家思想相比附，認為經中有關「空」的思想和老莊「無」的思想一脈相通。這對魏晉玄學的發展頗有影響。如王弼提出的「得像在忘言」、「得意在忘象」的玄學命題和般若理論有密切的聯繫。

　　三國吳支謙於黃武二年至七年（223～228）間譯出《大阿彌陀經》、《維摩經》、《大般泥洹經》等；魏康僧鎧於嘉平四年（252）譯出《無量壽經》；晉竺法護於太康七年（286）譯出《正法華經》等154部309卷，其中包括般若、法華、淨土等大乘經典。後秦弘始三年（401），鳩摩羅什至長安，以後十餘年間，廣譯般若系經典及龍樹、提婆的論典共74部384卷。曇無讖於北涼玄始十年（421）也譯出《大般涅槃經》40卷；佛陀跋陀羅於東晉義熙十四年至元熙二年（418～420）譯出《華嚴經》60卷；求那跋陀羅於南朝宋元嘉二十年（443）譯出《楞伽經》4 卷；菩提流支於北魏永平元年（508）譯出《十地經論》12卷；真諦於南朝陳天嘉四年（563）譯出《攝大乘論》3卷及《攝大乘論釋》12卷；唐顯慶五年（660）玄奘譯出《大般若經》600卷，般若系經典的傳譯工作基本完成。其後，不空與善無畏又分別譯出《金剛頂經》、《大日經》等。這些大乘主要經論的傳譯、僧人、學者競相研習，形成大乘佛教思想發展的主流。

　　大藏經的編纂　　佛教及其經典傳入中國前，印度已有四次三藏（經、律、論）的結集，內容全屬小乘。小乘三藏漢譯多屬北傳之本。但自漢末迄宋，譯出經籍6000餘卷，則多屬大乘，《開元釋教錄》著錄1076部，5048卷，皆為寫本。自北魏起始有石經，以隋代開始所刻房山石經最為完整。木版刻經，始自唐代，至宋開寶年間始刻全藏，歷元、明、清、民國至今共編纂印行木刻和排印本大藏經22種。宋《開寶藏》初刻時共 5048卷；金《趙城藏》共6900餘卷；元《普寧藏》共6004卷；明《萬曆藏》共5997卷；清《龍藏》7168卷；民國《頻伽藏》8416卷。近年，中國正在編輯《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擬收23000餘卷，集漢譯及漢地佛教著述之大成。佛教原典，除巴利語系大藏經尚較完整外，大乘梵文原典大多失傳，幸賴漢譯得窺其內容，因而對佛學研究貢獻甚大。

　　僧伽制度　　出家僧眾遵行的戒律，漢地相傳有五部。自唐代律宗興起，推行《四分律》，基本上保持印度傳統，但也具有自己的特點：①出家僧徒自道安以後一律以「釋」為姓；②僧徒必須素食；③不行乞食，安居寺中修行，生活由寺供養；後來禪宗提倡農、禪兼修、僧人可務農自養；④僧人受菩薩戒，唐代已有燒身供養以示願行堅固，以後逐漸變為燃頂（燒香疤）。1983年12月，中國佛教協會在《關於漢族佛教寺廟剃度傳戒的決議》中，認為這種習慣「並非佛教原有的儀制，因有損身體健康，今後一律廢止」。寺院一般都有住持（方丈）、監院、維那、知客等僧職。唐末禪宗盛行後，逐漸在全國寺院推行改訂的《百丈清規》，對僧徒誦經的儀式和參禪、普請等活動，作了具體的規定。

　　佛事活動與節日　　主要有懺法、盂蘭盆會等。懺法原為佛教懺悔罪愆的儀則和作法，起於晉代道安和慧遠，歷代相沿。盂蘭盆會盛行於唐代，為每年農曆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日舉行供佛及僧超度先靈的法會。宋以後又有水陸法會和瑜伽焰口，用以為眾積聚「功德」超度先靈。半月布薩之制，在漢地早已形成習慣，每逢朔望之日，聚集禮佛、供養、誦經。

　　佛陀誕辰（農曆四月初八）、成道日（農曆臘月初八）、涅槃日（農曆二月十五日）皆為佛教重要節日，其中以佛陀誕日最為重要。此外，觀音和地藏菩薩在漢地民間信仰頗盛，每逢傳說中兩菩薩的誕辰等節日，亦多舉行佛事活動。

　　文化　　佛教自傳入漢地以來，即與中土傳統文化相結合，並逐漸發展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及至隋唐時期，達到了高峰。其中，在繪畫方面，歷代著名畫家大都精於佛畫。如三國時吳曹不興、晉顧愷之和衛協併稱為漢地最初三大佛畫家。梁張僧繇於天監中為武帝所建寺院作畫極多，北齊曹仲達與唐吳道子的畫後世稱為「曹衣出水」與「吳帶當風」。特別是甘肅敦煌石窟壁畫，集中地表現了中華民族的藝術才華，為世界上現存最大的藝術寶庫。唐代盛行變文，用以講述佛經故事，講時多配合圖畫（變相），對後世鼓詞、彈詞等說唱文學影響很大。在雕塑造像方面，有東漢的孔望山佛教摩崖刻像，自北魏起又有各種石刻、木雕、金鏤、漆塑、澆鑄等造像藝術，形式多樣，氣魄宏偉，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偉大風格，如敦煌、雲岡、龍門石窟，均為世界文化之瑰寶。在建築方面，歷代佛教寺院不僅依照宮殿形式，而且多有發展，美輪美奐，為中國建築藝術的精華。在音樂方面，相傳陳思王曹植曾制魚山梵唄，以後龜茲等地舞樂傳入內地，逐漸形成了漢地特有的佛教音樂傳統。此外，佛經的翻譯和佛教的發展，對中國音韻學、翻譯理論的發展也有很大影響。自鳩摩羅什譯《大品般若》以後，譯場組織完密，迄至唐代益臻完善。宋代更有譯經院之設，以宰輔為潤文使，成為國家正式機構。此外，伴隨佛教傳入的醫藥、曆算等知識也對中國這些學科的發展起過一些促進作用。

　　（雲岡石窟佛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