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gshan Shijing

　　佛教石經中規模最大、歷史最久的文化珍品。存於北京房山縣雲居寺石經山。山在雲居寺東，故又稱東峰。高約500公尺，開鑿九洞，分上下二層。下層二洞，自南而北為第一、二洞；上層七洞，以雷音洞為中心，右面為第三、四洞，雷音洞為第五洞，左面順次為第六、七、八、九洞。九洞之中以雷音洞開鑿最早，原作經堂，稱石經堂，有石戶可啟閉。其餘八洞在貯滿石經後即以石塞戶熔鐵錮封。至遼金時，又於山下云居寺西南隅開闢地穴二處，埋藏石經後合而為一，其上建塔鎮之，稱壓經塔。

　　房山石經由隋靜琬（即智苑）發起刻造。靜琬繼承其師慧思遺願，自隋大業（605～617）年間開始籌劃，至唐貞觀十三年（639），刻完《涅槃經》後即圓寂。據考證，靜琬除刻《涅槃經》外，還有貞觀八年所刻《華嚴經》，以及嵌於雷音洞四壁的《維摩經》、《勝鬘經》等經石146塊。繼承靜琬刻經事業的弟子可考者有所謂導公、儀公、暹公和法公等四人。唐開元年間，由於帝室的支持，靜琬的第四代弟子惠暹在雷音洞（石經堂）下辟新堂兩口（即今第一、二洞），鐫刻石經。中晚唐時期，由於當地官吏的支持和佛徒的施助，先後刻有石經100餘部，經石4000多塊，分藏於九個石洞。唐末五代戰亂，石經的刻造陷於停頓。至遼代繼續鐫刻。據清寧四年（1058）趙遵仁《續鐫成四大部經成就碑記》載，涿州刺史韓紹芳曾清點藏於石洞中的石經數量：自太平七年（1027）至清寧三年，有續鐫造《般若經》80卷，計碑240塊；刻《大寶積經》1部120卷，計碑360塊。此乃就所刻般若、寶積二大部經而言。實際上依石經拓片題記看，僅道宗自清寧二年至大安九年（1093）的30餘年間所刻石經，應是161部，656卷，經石（缺佚除外）約 1084塊。此後有僧通理繼續刻有佛經44帙，小碑4080片。其門人善銳、善定在天慶八年（1118）於雲居寺西南隅，穿地為穴，將道宗和通理所刻石經埋藏其中，並造壓經塔以鎮之。其後通理弟子善伏等又有續刻。金代續刻石經始於天會十年（1132）。後天會十四年有燕京圓福寺僧見嵩續刻《大教王經》1帙（10卷）；天眷元年至皇統九年（1138～1149）間，有奉聖州（今河北涿鹿）保寧寺僧玄英暨弟子史君慶、劉慶餘等續刻密宗經典39帙；皇統九年至明昌（1149～1190）初年，有金章宗的皇伯漢王、劉丞相夫人、張宗仁等續刻阿含等20帙。此外還有不知名者所刻的《金剛摧碎陀羅尼經》、《大藏教諸佛菩薩名號集》、《釋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羅尼集》等。金刻石經，除《大教王經》藏於東峰第三洞外，餘均埋於壓經塔下地穴內。元代石經的鐫刻又告停頓。明代朝廷修理了雲居寺和石經山，萬曆、天啟、崇禎年間，有吳興沙門真程勸募在京當官的居士葛一龍、董其昌等續刻石經。計劃中有《四十華嚴》、《法寶壇經》、《寶雲經》、《佛遺教經》、《四十二章經》、《大方廣總持寶光明經》、《梵網經》、《阿彌陀經》等十餘種。因原有石洞均已藏滿封閉，故另在雷音洞左面新開一小洞，砌石為牆，將所刻經碑藏入，著名書法家董其昌為題「寶藏」二字，俗稱「寶藏洞」（第六洞）。雲居寺的石經刻造，至此結束。據近年統計，石經山九個洞內和洞外共貯藏經碑1.4萬餘塊。

　　明清以來，房山石經已引起學者注意。明代周忱，清代查禮、石景芬、葉昌熾等的遊記和著述中，都曾介紹它的價值。但均從碑刻書法著眼，很少從佛教角度研究。1956年起，中國佛教協會開始進行全面整理與拓印。這些經碑，對校勘木刻經本的錯訛，是可貴的實物依據。有些刻經題記還保存有唐代幽州、涿州地區的行會名稱和政治、社會、經濟情況，對研究當時華北社會狀況尚有參考價值，同時也是研究古代金石、書法藝術發展的重要資料。（林子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