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迦牟尼佛出世說法之後,有很多人跟他出家修道,他們放棄了世俗的生活方式,在僧團裡修行、生活,被稱之為比丘。比丘[bhiksu]這個詞有三個意思:第一個意思是怖魔,因為出家修行使魔感到害怕;第二是破惡,出家修行能破除我們身心的惡法;第三是乞士,所以比丘的本意就是以乞食滋養色身的人。因此乞食是出家人的本分事,是出家人的正命。
作為出家比丘,不應忘記這個本分。那麼乞食在佛教修行裡有什麼意義呢?佛經裡講,如來規定比丘出家乞食,有三個作用,第一是對治我們對口味、對食物美味的貪著;第二是要破除我們的傲慢心,當我們的食物完全依賴於他人的時候,自然會把心中的傲慢降服;第三是培養我們的慈悲心和平等心,在街上托缽乞食的時候,不問貧富貴賤,次第而乞。
在佛經裡面,對於乞食有不同層次的解釋。我們知道,菩薩分在家和出家二種,如果比丘受了菩薩戒,那麼他就是出家菩薩。佛經裡也講了出家菩薩乞食的目的,他是為了成就十種法而乞食:
第一,為攝受諸有情故:菩薩在乞食過程中和有情眾生髮生接觸,和他們結緣,並攝受他們;
第二,為次第故:乞食培養菩薩的平等心——不論貧富,次第而乞;
第三,為不疲厭故:一天一天地這樣乞,不疲倦,培養耐心;
第四,為知足故:不論乞到什麼食物,不可以挑揀,培養知足心;
第五,為分佈故:菩薩乞食分成四份,只有一份是自己的,一份要分給其他的同修,一份要佈施給鬼神,一份要分給其他貧窮的人;
第六,乞食戰勝我們對口味的貪著;
第七,為知量故:讓菩薩知道自己的食量,適可而止,同時也要衡量自己的德行是否配得上吃這些食物;
第八,在乞食中,菩薩要收攝六根,這樣一來,修行的各種善法就會顯現;
第九,菩薩在乞食中,為眾生播種善根,為佛法的傳播提供了方便;
第十,在乞食中,降伏我們的傲慢心和對施主的分別心,由此對治我們的我執。以上是佛經裡所講的出家菩薩以十種法而乞食。
出家人以乞食維生,這一點跟世俗人的價值觀正好相反。世俗的人要通過自己的生產、勞動等各種營生去謀取衣食,而出家人呢,依照佛陀的戒律來說,如果也去做種種的營生,像世俗人一樣去謀取利益,就是犯戒,就是邪逆。所以說出家人的托缽乞食,是他的本分,是他正當的生活方式。
因為印度在東南亞,天氣炎熱,所以為乞食創造了良好的自然條件,而在中國則不然。這個傳統從印度傳到中國來,受到了中國文化環境和自然環境的挑戰。在中國的文化環境裡,乞討是一件低賤的事。此外,中國漢地的氣候也不大利於托缽乞食,很多地方四季分明,秋冬季節天氣寒冷,等到托著食物回來,早就涼了,沒法吃了。所以比丘托缽乞食的制度,在漢地經過一段時間的磨合,後來逐漸被調整的適應了中國的國情。
從社會整體來看,出家的比丘是一個極特殊的社會階層,從事著一種極特殊的社會工作。這些人除了以佛法自我修行、自我淨化之外,同時也以自己的言傳身教,為世間人樹立道德的楷模,做他們精神的依怙、淨化心靈的鏡子。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出家比丘是佛的代表,是佛法的代表,也是社會大眾修福的對像,是大眾的福田。因此,他們接受社會大眾衣食的供養和恭敬禮拜。
可以這樣講,這樣的社會工作,是高難度的社會工作,它極容易讓人生起傲慢,也容易讓人腐化墮落。我們知道西藏的活佛轉世制度,小活佛在很小的時候,就被種種的供養、恭敬、禮拜所包圍。大家想一想,一個普通人的心性,在這種情況下一定會扭曲、會膨脹,但是他們沒有。出家比丘在這個意義上和從小被恭敬、被禮拜、被圍繞的小活佛是一樣的,他是一個神聖的符號,在人們的心目中是神聖的。可是從另外一個層面來說,出家比丘絕大多數也是凡夫啊,本來我們是一個凡夫,一下子進入這樣一個神聖的符號角色,如何保證我們不墮落、不傲慢、不腐化?所以釋迦牟尼佛給出家人製定了乞食制度,這是一個非常有智慧的方便法門。當我們今天吃了不知明天有沒有的時候,這一方面會強化我們的心力,另一方面也能降伏我們的傲慢心——在社會大眾面前,比丘會變得謙虛。
食物是我們維繫色身最重要的物質保證,今天吃了不知道明天的在哪裡,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生存狀態呢?是一種極不確定的狀態。當一個人置身於極不確定的生存狀態時,會產生極大的壓力。這個壓力要麼會使他焦躁不安,要麼就會使他全體放下,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給因緣。所以,乞食是強化出家人內心的獨立性、內在的心力、內心的放下的最直接的法門。所有的眾生都有自我保護、自我維持延續的本能,因此所有的眾生在內心中都有安排自己未來的心,安排吃、安排住等等。
那麼出家人的生存呢,是置身於沒有安排的境界——沒有安排,不知道。這種局面和處境,就會極大地強化出家人的獨立性。當然從現象上看正好相反:出家人的生活依賴於在家人,那是依賴性,怎麼會是獨立性呢?其實,徹底的依賴性、徹底的不確定性,帶來的是內心徹底的獨立!
我們寺院的許多師父,不攢錢,寺院裡發的零花錢他們也不要,這種修行接近於乞食。因為我們關於未來心裡拿不準,普通人的反應就是像攢錢啊、買房子啊,準備這個準備那個,這是一種本能的反應。但是,有些師父他不積蓄錢財,對自己不做任何安排和準備,在這樣的行持下,他們會有體驗。這種體驗恰恰是無憂,沒有憂慮;然後是無畏,無所畏懼。
關於乞食,除了前面我說的這幾點,從現代管理學的角度來看,它是釋迦牟尼佛處理僧團和社會關係的一個重要措施。僧團在社會上是一個特殊群體,擔當著特殊責任。那麼怎樣保證僧團的純潔性和它相對的封閉性呢?相對的封閉性是什麼意思呢?就是不要讓所有的人、尤其是那些沒有條件的人,也加入到僧團中來。所以,當僧團的活動被納於公眾的視野、生存處於人類生活最極限的時候,一些動機不純正的人,就會離開這個圈子。另一方面,乞食也能保證僧團每一天都能跟社會發生接觸,在第一時間感知社會大眾的疾苦。——缽中的飲食讓他知道人民的生活。
在乞食中,比丘有機會和信眾、和社會大眾發生最直接的接觸,因此比丘雖然遠離了世俗的生活,但是他們的衣食住行來源於大眾,所以在思想感情上,他們不會脫離社會和人民,不會忘本。從修行的外在要求上,比丘是極其遠離世俗生活的,而同時在內心呢,又是完全向社會大眾開放的,一刻也沒有離開過大眾,跟大眾發生血肉的聯繫,這是高度的辯證法。再有,比丘也通過每天的乞食,借助他外在的威儀、他的舉止行為,將他修行的內在成果展現出來,和大眾分享。當然,除此以外,在佛陀時代,在比丘乞食的過程中,他們還會給信眾簡短說法,開示他們,解除他們心中的疑惑,幫助他們,安撫他們的心靈。這是乞食從社會層面來講的一層意義。
去年我帶一些居士去緬甸,一天早上,從仰光坐車向緬甸北部走的時候,車開到一個地方,天剛矇矇亮,我回頭時突然注意到路邊有一隊比丘,光著腳,托著缽,在行進,非常地安靜,只聽到袈裟沙沙的聲音,讓我們非常感動。於是我們趕緊停下,去供養他們。現在,在緬甸、泰國這些國家,托缽的傳統基本上保留了下來。我說基本上,也就是說有很多寺院也在開始調整做法,不知這是否是佛法衰弱的一個跡象。當今時代,眾生的問題在於過多的營求和貪慾,大家都在為自己謀求佔有更多的物質。所以,如果比丘能將乞食的精神內涵展現出來,那麼對社會大眾來說,將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關於乞食,我本人的研究很膚淺,所以只能簡單地講這幾點。乞食的時候,我們用的是缽,缽是外來語音譯,梵文是 Patra[波多羅],意思是應量器,應量的意思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應自己的量,一是應法的量,有應食物和法兩層意思。律藏裡有這樣的話,比丘入村落托缽的時候,像蜂採蜜一樣,「但取其味去,不壞色與香」。我們從世間托缽走過,只是得到食物,其他的任何東西,不留下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