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非名僧的高僧

見到濟群法師，他正坐在西園戒幢律寺一間獨居的禪房內盤腿打坐，牆壁上的一副對聯巧妙地嵌入了法師的名號，「發心求正覺，忘己濟群生」。法師身前的小几放著茶道的全部用具。合十見禮，彼此坐下，法師一襲灰衣，面帶祥和微笑，斟泡手法嫻熟。

法師現在的功課和生活分處蘇州和廈門兩地。在蘇州西園寺時，以教學、弘法為主，並處理佛學研究所的一些事務，接待高校、信眾、專家的來訪也要佔據一些時間。剩下的時間，就用於禪修。在廈門南普陀寺，他有一間單獨的禪房在半山上，在那裡可以靜心修學，並修訂一些佛學文稿。另外，會有一些外出演講的任務。

何謂「高僧」

濟群17歲剃度出家，這在佛教中稱為「童真入道」，而他與佛教結緣，卻在更早之前。他說：我似乎生來就是為了出家的。

出生閩東的濟群，父母都是虔誠的佛教徒。在雙親帶領下，全家信佛，吃長素。濟群幼年的印象中，家裡常有許多僧人來住宿、吃飯，而母親總是熱情招待，家裡每天早晚都念經拜佛。一年秋天，母親發心到福建東部支提寺幫忙修補藏經，當時14歲的濟群也跟著同去。

《人物週刊》：童真未開時便身入佛門，等成年後了解自己將終生寂寥山門，會不會動搖幼年的直覺選擇，曾有過困惑迷惘的時期嗎？

濟群法師：童真入道有利有弊，弊端就如你所說，有些人出家時年紀太小，對社會缺乏了解，往往缺乏免疫能力，且多半文化基礎比較薄弱，不利於將來對佛法的深入研究。但這也是優勢，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年齡小可以有更多時間來修學佛法；一是有利僧格的養成，一張白紙更容易接受佛法熏陶。就我個人來說，機緣一直比較順，遇到了很好的老師、很好的環境，而且，我天性就非常喜歡、非常適合寺院的生活。

在我看來，寺院生活是清淨自在的，而非大家以為的寂寥。當然，如果還有世俗需求，便很難享受這份清福。就像很多來到寺院的人，雖然也喜歡這種清凉之境，但呆上幾天後，卻寧願回到紅塵中打拼。因為他們還需要到社會上做些什麼來證明自己，來獲取自己嚮往的一切。我的出家雖然比較感性，但隨著修學深入，卻更堅定了這一選擇。尤其是因弘法而對社會有更多了解之後，越發認識到世俗生活的荒謬。相比之下，我覺得追求真理、智慧、解脫的人生才是最有意義的。

《人物週刊》：您認為判斷一個僧人是否是「高僧」的標準是什麼？中國現代、當代史中有哪些您仰慕的高僧？

濟群法師：現代人，往往將「高僧」和「名僧」混為一談。這個問題古已有之。早在南北朝時期，慧皎所著《高僧傳》中，即對「高而不名」和「名而不高」作了區分。所以，我們不能僅憑名聲來作出判斷，就像社會上的很多名人，其道德素養未必能作為大眾楷模。當然，也有很多既高又名，名至實歸的大德。

我所理解的高僧，是依戒定慧三無漏學修行有成者。首先是持戒，具足清淨無染的言行；其次是得定，擁有祥和寂靜的心態；第三是具慧，擁有透視人生、超越生死的智慧。除了這些內在學養，還要有濟世的悲心，平等關愛社會大眾。所以說，是否高僧，主要取決於自身的生命品質，而非外在的身份、地位、名聲。

在近現代，我所仰慕的高僧有許多，如太虛大師的博大胸懷、弘一律師的嚴謹作風、虛雲老和尚的苦修精神，都是我深深景仰的。

《人物週刊》：具體地說，您認為一個出家人、特別是寺廟的方丈、高僧，他／她的主業應該是什麼？他／她在社會生活當中應該扮演（擔當）怎樣的角色？　

濟群法師：作為一個出家人，主業就是內修和外弘。內修，即通過修行完成生命自身的覺醒和解脫；外弘，即幫助大眾達到同樣的目標。換言之，就是自覺覺他。如何才能抵達這一高尚的人生目標？首先要聽聞佛法獲得正確的人生觀念，其次是以佛法觀念重新認識人生，然後通過戒定慧的修行消除生命的迷惑與煩惱，從而完成生命的覺醒和解脫。作為出家人，我們不僅要關心自己，還要看到芸芸眾生也深陷於迷惑和煩惱中。所以，要在自己自覺的基礎上，發起幫助一切眾生的願望，並將之作為盡未來際的使命。

作為寺院的方丈、高僧，首先是一個出家人，自然也離不開內修和外弘兩大任務。當然，應該比普通僧眾做得更出色，因為他們還肩負著領眾修行的責任。至於在社會上，則應擔當精神導師的角色，起到化導社會、淨化人心的作用。

清修還是旅遊的發展之爭

對少年濟群來說，到了鼓山湧泉寺，他出家的心願才真正機緣成熟。他從普雨老和尚正式剃度出家。當時的職責是在客堂當「照客」。這個差事，有點像賓館的服務員，負責掃地、打開水、倒茶、洗茶杯，還管客房的鑰匙，給客人開門。

鼓山湧泉寺是福州五大叢林之一，千百年來高僧輩出。「文革」期間，寺院被園林管理部門接收了，寺院中的和尚有的被遣送回家，有的被迫還俗，有的在批鬥聲中上吊自殺，有的被園林部門收編為職工，不准他們穿僧裝，尼眾必須重新蓄髮。濟群剛出家時，在湧泉寺看到的出家人幾乎都是穿俗裝。濟群的剃度師父普雨老和尚，「文革」中被打為黑教頭，守在寺院中，做郵差、挑糞、種地，每月政府發給他20元生活費，但老和尚一直堅守在鼓山，不論社會風浪多大都沒有離開。1979年，在老和尚的努力下，湧泉寺率先落實了宗教政策，歸還僧眾管理，濟群就是那時來鼓山剃度的。

濟群出家幾年後，他的父母也相繼遁入空門。1980年，濟群成為中國佛學院的第一批學生。

《人物週刊》：我注意到，蘇州西園寺作為您的弘法基地，也是眾多僧侶的清修之地，但同時又是一個著名的風景點，這中間如何平衡？

濟群法師：現在各地政府都大力發展旅遊，大環境如此。但西園戒幢律寺並沒有特別在旅遊方面下功夫，沒有跟旅遊部門「主動掛鉤」（笑），所以遊客不是很多，比很多名剎古寺差得遠。這裡的普仁大和尚發願弘揚佛教文化，專門成立了佛學研究所，一方面是教育培養人才，一方面是弘法淨化社會。西園寺的僧人不參與旅遊服務，所有給遊客提供方便的服務都由在家人承擔。

《人物週刊》：對河南少林寺方丈釋永信因為發展旅遊推動地方經濟有功，政府獎勵名牌汽車這件事情所引起的爭議，您如何看？

濟群法師：我對少林寺的情況並不了解，所以無法具體評價這件事。目前，確實存在鼓勵寺院發展旅遊經濟的大環境。過去我們很重視寺院的清淨，但是清淨跟發展之間，有時也會有深層次的矛盾。以西園寺為例，這裡遊客不算多，每年收入如果維持僧人的生存和清修還是沒問題的，但如果要建設發展，就需要資金來源。西園寺最近新蓋了「三寶樓」，未來將成為大規模的教學和弘法場所，這個樓的基建成本就是幾千萬。錢從哪裡來，就一定有困難。又想保持清淨，又要保持發展，這中間確實有很多無奈。

但無論如何，如果放棄佛教之本，一味追逐利益，那肯定是「不如法」（違背佛教教義）的。

寺院，佛教也稱為「道場」，是提供出家人清修的地方。對社會的外化功能主要有二：一是淨化世間，普度眾生。為社會提供正確的人生觀念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幫助眾生淨化心靈，解決人生煩惱和困惑。二是承擔相應的慈善事業。因為寺院的信譽度較高，可以牽頭組織善行義舉，這在傳統寺院中表現得特別明顯，你們一定在電影電視及文學作品中看過，古代的饑荒之年，寺院會出面散粥，並為一些貧苦的讀書人提供幫助等等。目前，台灣教界在佛教慈善事業方面就做得比較好。

《人物週刊》：佛教界對善款的管理有哪些成文或者不成文的規定？

濟群法師：善款首先要來源正當，其次要尊重施主意願，若施主說明款項用途，不可隨意更改。至於具體管理，佛教中最權威的規定就是戒律。此外，佛教特別強調的因果法則，也是培養自覺性有效途徑。叢林中，老和尚經常會教導大眾珍惜施主供養，所謂「施主一粒米，大如須彌山」。真正體認到這一點，就能從根本上杜絕管理隱患。當然，僅僅依靠自覺還不夠，還需要相應制度進行制約和分配管理，使每一份善款得有最有效的利用。

佛教是心靈的智慧

「我平時讀書累了，就會去山上走走，或者到海邊漫步，或獨自沉思，或帶上幾個學生，或偕同一些朋友，在一種很放鬆的狀態下，自由地思考和討論一些人生問題。」他在廈門南普陀寺清修的禪房，位於後山半山腰的阿蘭若處，遠離喧囂，每天爬山很方便。

濟群法師在我身前時走時停，為我指點，我注意到他走路的方式與我大相逕庭。他提步很輕，幾乎沒有聲音，上身也不會因出腳而起伏或改變左右重心，彷彿在平移，只有大褂的後裾隨之均勻地飄忽拂動，狀極優雅。

濟群法師稱自己是「山野之人」，甚至，是「自由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不喜歡管人管事，更害怕介入複雜的行政事務中。同時也不願意被別人管，我討厭無謂的應酬，沒有辦法去幹自己不喜歡的事，也不會為達到某種目的而勉強幹些不願意幹的事，更不可能為五斗米折腰。」因此，在教學之外，他謝絕一切社會頭銜和行政職務。

在廈門大學歷史系進修研究生期間，濟群等法師萌生了向大學學子傳授佛教文化的念頭，他們與廈門大學歷史系聯合舉辦「佛教文化研討班」，第一期就招了80多名學生，內容有講座、參訪寺院、禪修、座談，半個月下來，效果很不錯。接著，他們又辦了第二期、第三期，後來乾脆在廈大成立「青年禪學社」，長期為大學生開設佛學系列講座或專題講座。後來，他將這一做法帶到蘇州西園寺，寺院弘法部專門開辦了「青年學佛組」、「青年學佛進修班」，利用週末的時間為青年人開辦講座，舉行共修。

《人物週刊》：人們對宗教有很多理解上的偏差，而佛教本身也博大精深、教派眾多，您修學近三十年，如果請您用一句話概括佛教，什麼是佛教？

濟群法師：佛法是了解生命真相的智慧，究竟解脫人生痛苦的方法。

《人物週刊》：佛教中，「受」與「施」的界限如何設定？即佛教界可以從社會得到什麼？又應該為社會貢獻什麼？

濟群法師：佛教有接受供養的傳統。佛陀時代，僧眾不事生產，托缽乞食。其意義有二，一是令僧眾全身心地追求解脫，利益眾生；一是令眾生通過供養而培植福田。至於可以從社會得到什麼，這涉及發心等問題。佛弟子中，有「聲聞行者」和「菩薩行者」之分，前者追求個人解脫，後者發願帶領大眾共同解脫。相應的，行為規範和受持戒律也有所不同。依聲聞戒，除生活必需的衣、食、住、醫藥外，個人生活不必擁有更多。依菩薩戒，則應廣泛利益眾生，這就必須多事、多業，凡對眾生有利的事都盡力而為，這就需要相應的財力和物力。如果是發願利益大眾，是直接或間接地用於弘法事業，並且不違背戒律的基本規範，那麼，得到什麼都是可以的。最關鍵的一點，是不能為了個人享樂。

佛教能為社會貢獻的，主要有以下幾方面。首先，佛教能為社會提供健康的宗教信仰。如果傳統宗教得到保護，並有良好的傳播環境，以此滿足民眾的信仰需求，並為他們闡明辨別真偽的標準，各種邪教就不再有可乘之機。其次，佛教能為社會提供正確的人生觀念。在今天，很多人活得非常迷惘，自殺率居高不下，抑鬱症與日俱增，究其根源，都是因為對人生的真正價值缺乏省思，這就很容易迷失方向。第三，佛教界能為社會發揮慈善的功能。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貧富現象日益懸殊，這也導致了種種社會不安定現象的產生。在福利制度尚未健全之前，依賴社會力量開展慈善活動，是調節貧富關係的必要途徑。宗教團體具有較高可信度，應當發揮自身優勢。第四，寺院能作為社會大眾的精神家園。在這個浮躁喧囂的世間，人們越來越需要一個讓心靈休息、讓精神昇華的驛站，在這方面，寺院還有很大的潛力有待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