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近年在海外對奢侈品的購買力驚人,根據匯豐銀行本年初公佈最新報告《走遍全球的購物者》,全球近1/3的奢侈品被中國人買走,而在中國人所購買的奢侈品中,2/3的交易在境外完成,包括港澳地區、歐洲、澳洲與美國等。
報告指出,因歐元貶值,前往歐洲旅遊的成本相對降低,因此預計在未來一段長時間內,歐洲或會成為「中國人赴海外購置奢侈品」的最大受益者。據估算,目前在法國奢侈品銷售中,中國遊客消費佔40%,在意大利和英國佔比則分別為35%和25%。報告稱,前往巴黎的中國遊客旅行開支預算中有80%,即平均1.1萬歐元(約合1.3萬美元)會用於購物。
從以上數據顯示的中國人消費數字中,可以反映中國的經濟發展情況已日益改善,國家漸趨富裕,而國人的普遍消費力亦日漸增長,原是可喜的現象,且富裕後消費本無可厚非,但我們不禁生起另一個疑問,就是素以勤儉著稱的中國人,為何會變得如此奢侈呢?這實在值得我們深思與檢討。
一、 佛教不反對財富,只反對貪慾
隨著社會的日漸商業化,金錢自然成為生活中必須面對的問題;由於貪慾的萌生與引發,人們開始更多地關注著如何獲取財富,積蓄財富,乃至讓財富更加增值。這是現代人之所以煩惱日盛的主要原因之一。而通常在人們的印象中,佛教講無慾、無求,應該與此目的完全相悖,況且佛教的修行目的在於追求離俗與解脫,所以並不關心財富的問題。
實際上,這是一種很大的誤解。佛教的主旨是講求心靈的淨化,而相對不重視形式。佛教講緣起,宇宙萬物以及世界的形成,都是因緣和合的結果,沒有任何一物具有不變的定性,因此事物的好壞往往不在形式,而取決於利用的人以及利用時的心態;同時,佛教面對的是各種不同的眾生,有出家僧人,也有在家居士;對像不同,其所教育的方法也就不一樣。在金錢的問題上也是如此。
對於出家僧人,佛陀在當時的經濟條件下,製定了禁止經商、托缽乞食的規定,其目的主要是為了讓佛教的僧團能夠保持一定的純潔性,以利於弘法工作的展開;這種規定在當時古印度,人們普遍敬重、供養各種各樣修行人的環境中,可說是非常應機的。
到了中國的唐代,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百丈懷海禪師創建農禪制度,不再乞食,雖然一度遭到教界的反對,但畢竟有賴於此,才保全了寺院不依賴社會、自給自足的生存能力,然而經商的活動還是不做。這些規則是針對出家人而定的。
而在家弟子,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生存──解決衣食的問題。同時在家弟子不僅要勉力修持,隨緣度眾,在佛教的維繫中還承擔著護法的任務,其中當然也包括了財力上對寺廟的護持。所以,佛陀在經中教誡欲受菩薩戒的在家弟子:「菩薩具足二法,能自他莊嚴,一者福德,二者智慧。」並具體地將「多饒財寶」列入「能自利利他」的八法之第五項。由此可見,即使是古老的印度,佛陀也沒有反對在家人積聚財富。那麼,以佛教的觀念來說,如何才能多饒財寶?為什麼多饒財寶會和自利利他聯繫在一起?又如何利用財寶來自利利他呢?針對這些問在《優婆塞戒經》、《佛說尸迦羅越六節禮經》、《佛說善生子經》等中有相當詳盡的闡述。
二、多行佈施是多饒財寶的主因
依照佛教的因果論,我們今天的財富是來自於過去的修善積福,而這裡所修的善業主要是指佈施。佈施也就是施予、付出;付出了當然也就會有所獲得。簡單地說:佈施大致可分為財施、法施、無畏施三種。
財施即施捨一切身外之物;法佈施即「無量世中常樂說法,以是因緣,多饒財寶」;無畏施即令眾生不害怕、無恐怖、無災害。這三種佈施,可以說涵蓋了生活的各個方面,所以具體地說佈施,其可能的活動也就顯得十分的繁雜;可以說舉手投足之間都可以完成佈施的修持。並且佈施的對像也極為廣泛,甚至對於佛教以外的教派,只要不是向其歸依,「一切出家內外諸道,隨意供養」,充分體現了佛教廣大包容的心懷。正因為如此,佛陀認為佈施不是富人的專利,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得到的,當然,任何人也就同樣可以得到佈施的善果。
佛陀強調所作的佈施應該是淨佈施,亦即財物為如法得、觀財無常而佈施;為破煩惱而行施;於福田生歡喜等,若能如是「報逐是人,如犢隨母」。這就是佛教如是因,如是果的因果邏輯;種善因得善果,是必然的道理。巧合的是,在近年美國排行榜暢銷書《百萬富翁的智慧》一書中,作者要求733位百萬富翁對他羅列出的30個成功因素進行選擇,最後,這些富翁認定為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佔的百分比依次是:
1.真誠地對待所有人
2.有良好的教養
3.與人們和睦相處
4.有配偶的支持
5.比多數人更努力地工作
這個結果可能和我們原先所預料的不一樣:品德和人格被遠遠地擺在超越智力因素的地位。書中併舉例:一位非常出色的推銷員在介紹其成功訣竅時提出,根源在於「關心他人的需要」。由此可見,當今最為現實的商業經驗,竟然與2500年前佛陀所說的於心地中積累福報的理念不謀而合。這說明了什麼呢?就是我們可以相信,在佛教思想之中,確實仍然有著極為現實的價值,值得今天的我們去深入挖掘與開拓。當然,佛陀所說的富饒之義,除了純粹物質的意義以外,還有心理上的因素,這一點下文將進一步論述。
種福以後雖然必能得福,倘若過度消耗,也終有消失殆盡的一天。所以佛教主張人們不僅要不斷地培福,而且還要惜福。反觀今日現代人日夜奔忙地追求奢侈的物質生活,造成資源浪費,社會道德日漸滑落的現象;佛教培福惜福的觀念,實在值得我們借鑒與傚法。
三、財富來自於勤勞與敬業
佛教一貫提倡勞動,教主釋迦牟尼佛就是最好的勞動典範。我們在許多關於佛陀的記述中,都可以看到他親自掃地,為他人縫衣,乃至照顧誰也不願意照顧的病人等種種感人事蹟。同時因有感於勞動的重要性,佛陀甚至在沙彌威儀中製定了掃地、洗菜等具體而微的工作項目,並對其操作過程、各種功德一一羅列,可見其教導弟子要參與勞動的苦心。這種風範也為後代的高僧大德所繼承,例如唐朝百丈懷海禪師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精神,而禪學的精髓也恰恰正是體現在日常勞作之中。
縱覽佛教經典,出家人此和合的群體雖然有超越世間的特殊性,但佛陀對他們仍作了相當的「敬業」要求。他們的越超世間是為了更好地入世間、更好地幫助眾生,所以佛陀在多種經籍提到出家人除了自己要好好修行外,必須在教化人心方面盡到一定的責任,包括應供以後必須說法,即「當以五事答佈施家」;何謂「五事」?(1)教誨以成其正信;(2)教誨以成其戒行;(3)教誨以成其多聞;(4)教誨以成其佈施;(5)教誨以成其智慧。
接受「施家」供養的出家人如此,自謀衣食的在家人就更應如此了。何況從佛教因果的角度來看,從因至果,固然絲毫不爽,但其中還有非常重要的一環,即是緣,也就是說其他的條件;如果沒有緣的作用,即使有種種因的種子,也不可能開花結果。所以,緣的成熟很重要。促使佈施果報成熟的最重要方法,就是有一個與財富相適應的緣──治生,即從事一定的「事業」。所以佛陀對敬業提出很高的要求:「若求財物、商賈、農作、奉事王者,常當至心如法而作。」「見他作時心生歡喜。」這裡的奉事王者,就是指公務人員;學佛之人,在家者不僅不能廢事不作,而且必須比不學佛的人做得更好、更積極。
當時的印度社會,主要分為執掌教育、宗教的婆羅門階層,掌握國家政權的剎帝力等,佛陀幾乎對世俗各階層的人都講解了他們應該如何敬業的方法。
比如作為老師;師教弟子亦有五事:「一者當令疾知;二者當令勝他人弟子;三者欲令知不忘;四者諸疑難悉為解說之;五者欲令弟子智慧勝師。」
作為國王:「在家菩薩若得自在,為大國王,擁護民庶猶如一子。教離諸惡,修行善法……如法護國。」
作為僕人,以事主官大夫為例,也必須做到五點:一者當早起,勿令大夫呼;二者所當作,自用心為之;三者當愛惜大夫物;不得棄捐乞防人;四者大夫當人當送迎之;五者當稱譽大夫善,不得說其惡。
所以,佛陀提出「治生是在家者必須從事的一大要事」,例如在《優婆塞戒經》中所說的父母對孩子要「教以世事」,就是要讓孩子掌握一定的生存之道、謀生之道。所以佛一直要求在家行者要「了知世法及出世法」,他認為出世法──智慧即般若與治生是同一的、一體的,「有智之人所學世法,學中勝。以是因緣,便得財富及大自在。」
是故,很多人誤以為學佛就是只求自己清靜、或只是勸導人捨家修道,而將一些具體的工作拋給所謂的「世俗」之人,事實上並不符合大乘佛教的思想。
四、如何正確地理財
那麼,既然已經獲得了財富,究竟應該如何管理?佛陀也提出了自己的觀點:「既得財已,如法守護。」(《優婆塞戒經》卷三〈攝取品〉)佛經中對此作了極為詳盡的開示,認為家庭財產可以分以下數類:日常開支、投資、應急儲備金、以及作慈善事業。
經文中是這樣說的:若索以得財,當常作四分:一分供衣食,二為本求利;藏一為儲時,厄時可救之;為農商養牛,畜羊業有四;次五嚴治室,第六可娉娶;如是貨乃積,日日尋益增;夫財日夜聚,如流歸於海;治產求以漸,喻若蜂作蜜。
如果我們仔細去分析這段偈頌,不難發現,佛陀為在家居士考慮得非常周到,日常開支和應急儲備,是為了解決當前的生活消費問題;投資則從長遠處進行考慮。而超越於一般理財觀念的,則是其中「參與慈善事業」一項,從因緣果報的理念出發,此項內容的設立,可以說是最為長遠性的大「投資」。即可拋開佛教的理念,在當今的時代,以財富回報社會也是為人們所認同與提倡的。
同時,這裡也流露出佛陀對理財投資的深刻認識。首先,他認為財富的積累需要時間的積累,「日日尋增益」,而且要有耐心,不能有暴富的思想,故曰「治產求以漸」,猶如蜂作蜜一樣需要日日勤作,才能積少成多。雖然他沒有像今天的理財投資專家一樣,講到複利的效應,以及時間在財富積累上發揮的重要因素,但佛陀的思路仍然是非常契合財富積累的特點,只是因為他的教學重點乃在於做人而非財富本身,所以對此有關理財的論述,只是簡要地說明而已。
同時,他也提出要注意保護財富的另一方面,就是要請人管理時要選好「代理人」,按照世間的常理,「財物不應寄於四處」,這四個不宜處分別為老人、遠處、惡人、大力。
佛陀的這些理財觀念,置之於今日,仍然非常的合理及有效。
五、財富的真正歸宿──佈施與奉獻
當然上述所講的都是世間財的管理方法,佛陀最後仍然回歸到他最為關注的問題:心靈。再次重申了他對財富來源的真正看法,亦即佈施仁厚才是獲得財富的真正的原因,故而他在《善生經》中說:
「居積寶貨者,當興為仁義,先學為最勝,次乃為治產。」
雖然治產是如此重要的事,但是做人仍然是第一的,生存必須首先有「道」,然後才談得上講「術」,仁義的位置遠遠高於治生的技術,因為在佛教的觀念中,財富的真正來源是「仁義」,所以在修佈施時,他除了強調物淨,更強調要心淨:「施時不為生死善果,名稱勝他、得色、力、財……不斷家法、……惟為莊嚴菩提故施,為欲調伏眾生故施」;同樣,有了財富以後,仍然不能忘掉利用財富的真正目的:「菩薩所求多財寶,為欲調伏諸眾生故。」
同經中,另有一段偈頌:
「凡人富有財,當念以利人;與人同財利,佈施者升天;得利與人共,在在獲所妥;攝世間者,斯為近樂本;夫以恩攝人,如母之為子;善攝護天下,其福數數及;上得處眾會,能直利與安;成人之信戒,必使得名聞;意與常耒惰,捨棄慳吝行;攝人以友事,飲食相惠施;往來而又往,如是名不虧;夫能修慎身,斯居家為賢。」
在這裡,雖然沒有詳盡的論述,但是從中我們還是可以找到中心,這裡講述了佈施的各種利益,首先是佈施者因為佈施而獲得內心的快樂,因為他看到了財物的無常,同時也從修行的角度感恩乞者:因為他們是自己的功德田,是成就菩提大樹的根,這種佈施是發自內心的;所以說「無貪之心名為施」,佈施的目的是為了對治內心的慳貪,而不應該有個人的企圖,故曰此種佈施是「義」的行為;其次,佈施可以使佈施者得到外在環境的和諧,能夠得到人們的恭敬、獲得名聞,可謂不求名聞而名聞自致,因此「在在獲所安」。
其次,就是佛教特有的要點:求得來世的福果,即生天。佛教將「天」或「天道」歸納為兩大特點:福與善。佈施時以「淨施則有善,因為不慳吝而自以為有福,是故施者,隨有多少,任力施與,除佈施外,無有能得人天之樂至無無上樂。」故曰「若多財寶,自在無礙,有良福田,內無信心,不能奉施,亦名貧窮」。
在更高的層次而言,佛說佈施是可以「成人之信戒」的,可見這裡的佈施,已不再是目的,而是一種方便。佛教中菩薩有「四攝法」(佈施、愛語、利行、同事),佈施即為其中之一;正如《法華經》所說:「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智。」作為一種「以欲鉤攝之」的方便運用,令對方生起歡喜心,才可以更有效地進行佛教的教育和宗教修行的引導,由此我們可以發現,佛教經濟觀是以善為因,最終也回歸於善。
佛陀雖然教導人們致富,但他認為人的生存目的不應該僅僅停留在這一層次,應該有所超越並昇華,財富在佛教中更是一個利益自己以及他人,尤其是利益心靈的工具。如果單純停留在物質的層次,將違背佛教的宗旨,同時更容易成為社會的不安定因素。
結語──事來心始現,事去心隨空
我國自古有德之士莫不推崇「儉以養德」,有「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的說法,意思是:節儉,是善行中的大德;奢侈,是邪惡中的大惡。正如宋朝文學家司馬光畢生積極奉行、提倡節儉,流傳至今的名言是「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由節儉的生活變成奢侈容易,要由奢侈的生活節儉下來就很難了。而且人的福德是有限的、珍貴的,所以更不可以不珍惜。節儉首先就要節制自己的慾望和貪念,這樣才能保持節操,培養德行,成己成人。因此,今天我們富裕的中國人,回顧前人的勤勉創業,艱辛建國,實應有所反省與警剔。
最後,我們必須將《善生經》中佛陀所說的一段偈語提出,以作深一層的思考:
「事中用則學,不用勿自妨。」這句話雖然十分簡單,但其中充滿了佛教的般若智慧,表明了佛陀對事業中心態的把握,所以應該加以更好地理解。佛教講緣起性空,從本質的角度看,緣起即空性,一切皆圓覺,依圓覺而做事,「觀夫用事者,明好猶熾火」,即能事事無礙於佛法;因此佛說「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皆為佛事,這是為佛弟子者積蓄財富應有的態度。但性空亦即緣起,緣起之有雖無自性,但仍有其不虛的功用,所以又必須不生貪執,隨緣起用,所謂「君子事來而心始現,事去而心隨空」(《菜根譚》);「事來則用,事去心寧」,二者兼備,也就是佛陀所認許的「事中用則學,不用勿自妨」。這種無執、無著的中觀智慧,對於我們今日在經濟社會中更好地利用佛教的精華思想,既發展經濟又不妨礙純潔心靈的清淨,實有充分借鑒之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