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音》雜誌專訪界詮法師

（原載於《法音》雜誌2002年第11期）

界詮法師，1959年出生於福建省福鼎市一個鄉村的佛教家庭。1978年高中畢業後，於福鼎太姥山平興寺從世行法師披剃出家。1981年在北京廣濟寺受具足戒。1984年畢業於中國佛學院。1984年至1991年，被聘為福建佛學院教務長兼莆田廣化寺監院，親近圓拙老法師學律。1991年返回平興寺，創辦普隱學堂。1994年任福建省佛教協會會長，同年當選為省政協委員。現駐錫平興寺，帶領僧青年學律。界詮法師多年來默默無聞地堅持弘揚律學，宣講「南山三大部」，培育僧才，推動規範傳戒，並曾多次應邀赴新加坡、台灣等地講經弘法。

問：請法師談談您的出家因緣與感受。

答：我生長在一個鄉村貧苦家庭，童年時代很苦，從小放羊、放牛，到13歲才開始上學（直接上三年級）。我母親信佛，受母親的影響，早早就對人生的痛苦有所感悟，很小就萌發出家的念頭。從14歲開始，每逢寒假期間都會到寺廟裡住一小段時間，體驗出家生活。到高中畢業後，自然就選擇了出家的道路。當時雖然出了家，但是對佛法的教理並不了解，只是喜歡寺院的環境和生活方式。

我出家的寺院平興寺，坐落於「佛國海天」——福建省福鼎市太姥山東南方500米之坪崗山麓。山上怪石嶙峋，群山環抱；寺院前面松竹並茂，十分美麗、安靜。1966年「文革」伊始，由福鼎縣委統戰部組織全縣僧眾由青藏法師為首創辦佛教徒茶場。十餘名僧人於此結茅而住，墾荒種植，早晚課誦，從未間斷。1977年，禮請世行法師移錫於此，住持、改建本山道場。因平地而起，興作伽藍，故名「平興寺」。

我去出家的時候，寺院剛好在修建。所以我們幾個青年人不但要從事農業生產，也要參加修建，生活十分艱苦。但是，那時我們道心都很好，大家在一起也非常單純，生活雖苦卻很平靜。

後來考上中國佛學院，隨著時間的推移、時代的變化，出家生活也隨之發生很大變化。到北京後，對佛教界現狀有了一定的了解，覺得教團不振、行持不力，所以在同學的幫助下發心學律。

界詮法師在中國佛學院求學時期

問：「教團不振，行持不力」是推動您發心學律的主要原因嗎？

答：在中國佛學院學習時，有關戒律的課程很少。但是各位授課法師、老師在講課時，都一再強調戒學的重要性。戒是三學的總綱，無戒不生定，無定不發慧。三藏中，律藏為其中之一。知道了戒律的重要性，心想作為出家人，卻不知佛陀所製定的律法以及僧團制度，總是覺得非常遺憾。當時，只是抱著這麼一種心態去學律的。至於教團不振、行持不力，是在學律過程中才體會到。佛陀時代的比丘僧團完全依律行持，僧團中的行事以羯磨法來完成，採取民主管理辦法。一旦僧人違犯了律制，必須以羯磨行事來解決。這樣自然會體現一種和合共住的情形。

中國佛學院畢業後界詮法師留校工作

留校工作時期與傳印長老留影

中國佛學院畢業後，我留在佛學院教務處工作了一段時間。後來聽說有幾位在莆田廣化寺的同學，在圓拙老法師的指導下學習戒律。我得知這個消息，便到了廣化寺，開始親近圓拙老法師。圓老特別慈悲，讓我們幾位年輕比丘住在藏經樓裡，不需做任何雜務，集中精力學習戒律。那段日子也是特別平靜，每天除了吃飯、上殿、掃地，都是呆在藏經樓裡看書。當時寺院裡有些人對此有些不滿，但是圓拙老法師總是力排眾議，鼓勵我們認真學習，說只要有五位比丘學戒、持戒，便有正法住世。後來，因為智敏老法師辭去福建佛學院教務長職務，圓老便請我擔任，於是便開始教學的工作。

界詮法師在莆田廣化寺時期

法師在福建佛學院小南山與學生留影

在福建佛學院期間，我對佛學院教育產生了一些看法，這種教育模式只能培養學僧的知見、知識，但是對道心、戒律行持等最根本的東西卻很難產生作用。於是，便想回到山上靜修。1991年，我就返回平興寺了。因為當時平興寺的建築只有我們當年所建的五間石頭房，所以才想重新建一座大殿以及幾座僧寮，從來沒有想到會住這麼多人。

後來，因為剛出家的沙彌逐漸增多，便想集中起來學點東西，所以在1992年創辦「普隱學堂」。當時有20多位沙彌，但是自己總是覺得這種教育仍然是佛學院模式，有點灰心。後來幾年，逐漸有些青年比丘來山共住，於是我便想專門從戒律下手，無論是在教學上，還是在日常行持中，都強調依戒律而行。

山上十分安靜，沒有任何外界的干擾，所以一般人很難住下來。剛開始只有七八位比丘，後來慢慢多一點，但是流動性很大。一方面山上的生活條件比較艱苦，學戒、持戒更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所以許多比丘都是慕名而來，但總是因為難以堅持而下山。所以，我對戒律的弘揚雖然有些願力，但基本上仍然抱著一種隨緣的態度。在佛菩薩的加被下，逐漸有些比丘固定住了下來，其中一些已在山上住了將近十年了，無論是對戒律的了解上，還是在戒律的行持上，都應該頗有成就吧！而且隨著寺院制度的完善，這個道場自然也就產生攝眾的作用。

界詮法師（左三）淨慧長老（右三）於西安祖塔前留影

問：您在戒律方面的行持與弘揚在今天特別難能可貴，請您談談這方面的做法與感受。

答：當今時代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持戒與弘揚戒律確實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從二千五百多年前的佛陀時代，到二十一世紀的現代化時代，無論在時間上，還是在空間上，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戒律是在古印度佛陀時代製定的，現在要如何持守與面對，這個問題不得不慎重對待。

有人認為律藏已經過時了，有人認為戒律要重新更改。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已經有二千多年了，佛教受到中國文化和風俗習慣的影響，已經成為中國佛教了。雖然如此，戒律依然是住持佛法的根本。戒經中說：「毗尼藏者，佛法壽命；毗尼藏住，佛法方住。」佛是三界導師，不能說二千多年前所製定的戒律，現在就沒有行持的意義了。

不過比丘戒的產生，是根據當時比丘和僧團的需要，比丘在修行生活中發生了一些不軌行為，有礙比丘和僧團的清淨，受到社會的譏嫌，影響到僧團的和合共住，以及成為修定的障礙等，尤其是為了避免社會的譏嫌和譭謗，故此才製定種種戒相。通過遵守戒相以及僧團的制度，使得僧相莊嚴，內心清淨，信施尊重，長養生根，使僧伽命脈延續，廣攝有情，同登彼岸，這是製定戒律的根本意義所在。

中國佛教向來以「農禪並重」為優良傳統，這就可以根據《五分律》的「隨方毗尼」來加以說明了。至於根本重戒、避譏嫌、妨貪慾等戒相，怎會過時、怎能更改呢？諸如作持中的半月誦戒、夏安居、自恣、悔罪、受戒等行儀依然要行，也根本可行。只要有人出家，身份的完成和確認，必須通過戒律來完成，戒律是不可缺少的。七眾的身份不同，是取決於報體的戒法的差別。如果沒有戒律，如何分別在家、出家、沙彌、比丘呢？

多年來，因為學律也曾受到各種非議，但認同的還是多數。全國各地僧青年紛至沓來，發心學戒。不過堅持下來很難，一方面能夠深入律藏難，另一方面持戒難。幾年來，學律者的共同認識，是感覺到持戒需要有一定的氛圍，只有在共住、共見和有人護持的情況下才有辦法做到。

問：平興寺為什麼能夠攝受那麼多人？

答：平興寺是一座非常安靜的道場，平時沒有遊人、香客，不做經懺，為集中學習提供了一種良好的條件。

（1）學習方面：平興寺既不是佛學院，也不是培訓班，只有不怕寂寞、有自學能力者才能住下來。我不定時給他們講課，並沒有長期授課。沒有星期天，也沒有寒暑假。但是，依修學次第所需，製定嚴謹的教學方案，分初級、中級、研究三個階段，從《四分戒本》、《毗尼事義集要》、《四分律藏》一直到「南山三大部」，讓學律者能夠精進研習。同時，也講一些其他經論，如《中觀論》、《八識規矩頌》、《唯識三十論》、《攝大乘論》、《大乘起信論》、《金剛經》、《賢首五教儀》、《天台概論》等。

（2）行持方面：戒律不僅是學習、了解，更需要實踐，去止持、作持。除了朝暮課誦、二時過堂以外，諸如朔望布薩、結夏安居、自恣受歲、懺悔出罪等行事，力求如法如律。尤其在夏安居期間，我們每天講課，還對前來安居的僧人進行律學的普及教育。

1999年4月，依四分南山律典，禮請中國佛學院傳印法師為得戒和尚，寧德支提山華嚴寺妙果法師為羯磨阿闍黎，我為教授阿闍黎，舉行傳授三壇大戒法會。2002年春，經中國佛教協會批准，由福建省佛教協會主辦，在平興寺再次傳授三壇大戒，新戒200人，依然禮請傳印法師為得戒和尚，福建莆田廣化寺方丈學誠法師為羯磨阿闍黎，我仍為教授阿闍黎。

平興寺在傳戒運作上，概依南山律宗旨授受，儀軌方面多依讀體大師的《三壇傳戒正范》。三壇中每壇分授前懺悔和正授儀則。正授戒前，必須是請戒開導和露罪懺悔。除此必作的儀軌和教誡行儀外，其餘時間側重講說受戒意義、戒相以及受後行持等義理。綜合南山道宣律師和寶華山見月讀體律師的授戒儀則，希望對新世紀中國佛教在授戒方法上能夠有所作為。

（3）管理方面：平興寺恪遵百丈家風，發揚佛教優良傳統，結合律制與清規，製定本寺規約制度，主要有《共住規約》、《藏經樓規約》、《大寮規約》、《客堂規約》、《學戒堂規約》、《念佛堂規約》、《庫房規約》。同時，日常行事分為營事組，即客堂的接待、財務、基建、大寮等；教務組，即負責大眾學習、教材、考核等；羯磨組，即負責懺罪以及眾羯磨法；念佛組，除早晚課誦外，白天四支香念佛；生產勞動組，種菜、生產糧食、砍柴等。各組分工合作，有條不紊。

（4）弘法佈教方面：每年不定期傳授在家三皈、五戒、八戒、菩薩戒，並開講各種經論，闡明教理教義。在每年的農曆正月初、七月末及十一月中旬，分別舉行禮懺、地藏七、念佛七等精進修行法會，影響甚大。同時，成立三行基金會，推動印送經書、放生、僧伽醫療等事業的發展，並且利用現代科技製作光盤、錄音等，流通於世。

問：您認為當前大陸佛教存在哪些主要問題，應如何加以改進？

答：大陸佛教自從「文革」後，進入迅速恢復時期，而且有一種繁榮的跡象。但是，由於中間隔了二十年，所以佛教界出現了青黃不接的現象，現在60至80歲的老法師已經非常稀少了。因此，佛教徒的素質問題，尤其是出家僧眾的素質問題成為佛教發展的嚴重障礙。因為在以前僧團能夠吸收社會精英進入佛門，他們本身所受的良好教育和文化修養為進一步修學、弘揚佛法提供了重要的基礎。但是，現在出家人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本身的素質也比較差，因此進入僧團後，雖然接受叢林教育、佛學院教育，但是總體水平已今非昔比。

另外，從僧團本身來說，漢傳佛教寺院一向以清規作為行事準則，而且清規已經代替了戒律的作法。但是，現代佛教僧團因為社會的急劇變革，佛教界的斷層，變成既無戒律，也無清規，真正成為「無規矩」的狀態。同時，因為寺院不斷興建、修復，需要大量的出家人，所以濫收徒、濫傳戒的現象非常嚴重。

從整個中國佛教的建設來說，只有首先把住傳戒這一關，才能杜絕一些劣質根性的人進入僧團。在傳戒期間，嚴格考核，不合格者淘汰，這樣才能真正地純淨僧團。同時，對於僧人進行良好的僧教育，不但是在佛學知識上給予整體的培養，同時在戒律的學習、行持方面，創造良好的氛圍，培養真正品學兼優的僧材。

寺院的制度建設，首先在於整頓寺院的管理層。一個寺院如果管理層已經腐蝕了，則難以整頓僧團的道風、學風等。所以，現代中國佛教界急需一批素質高、道心堅固、道風嚴謹的僧團領導者。只有這樣，僧團制度建設和道風建設才能有真正的成就。

同時，適應現代社會的變化，以及寺院的特殊背景與環境，製定切實可行的制度則是不可缺少的。現在很多叢林制度皆是以前的清規，往往缺乏可行性與可操作性，當然不利於僧團管理與修學。最後，應根據制度來管理僧團，確立制度權威，而不是「人權威」或「權力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