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裡,要向各位報告貧僧的生活衣食住行的關係,雖是閑話,也是讓貧僧的生活情況給各位了解。別的長處貧僧不敢說,對於財富自己並不看在眼中,這是貧僧對自我期許的一點成就。事實上,世間上的窮和富都用金錢來衡量,有錢為富者,無錢就是貧窮。
回顧貧僧這一生,自從哇哇墜地之後,就沒有錢買過新衣服穿。我上有哥哥、姐姐,在幼童時,都是穿他們穿過的衣服。十歲的時候,母親好意說要為我做一套新衣服。衣服做好了,在我過生日的前一天交給我,她說:你明天過十歲的生日,就穿這套新衣服。我非常的歡喜雀躍,就把衣服放在枕頭旁邊,心想明天天亮,我就有新衣服穿了。
時值夏天,夜晚蚊蟲肆虐,我一個兒童不懂,把一公尺多的蚊香,一頭點起來,另外一半放在衣服上,就睡覺去了。到了半夜,蚊香把衣服給燒了,也把我驚醒。就這樣,新衣服沒了,也不敢怨嘆別人,自覺沒有福分可以穿新衣服,也就不去妄想人間的新舊了。
十二歲出家,這是臨時起意,一時沒有衣單可穿,師父就借了師兄的兩套舊衣服給我。我也不以為意,總認為人生能有衣服遮體,還有什麼新舊之分呢?但是師兄穿過的舊衣服,我再穿它,就經常破洞百出。當然我也不敢去跟師父訴說,只有自己到字紙簍裡撿紙,把衣服的破洞糊起來,鞋底破了,就用厚紙板釘起來。我還記得那兩件破舊的衣服,陪我度過了兩個寒暑。有人說,「小孩子屁股有三把火」,怎麼度過那兩個嚴冬的,現在已不復記憶了。
後來命運轉變,若舜老和尚是我的得戒尊長,他圓寂了,師父慈悲,在他的衣單中撿了幾件給我。幸運的是,那許多衣服陪我過了好幾個春夏秋冬,說也奇怪竟不破爛,我才明白,衣服的壽命長短,會因質料有所不同。在我的心裡,除了繼承圓寂長老的衣服,自覺也應該要繼承他的風範,學習他的德行。
衣單貧僧沒有罣礙過,但年輕人的肚子總覺得經常填不飽。棲霞寺是一個窮寺,本來就沒有條件辦學安僧,但由於家師和那許多重要職事熱心佛法,荷擔如來家業,而辦起了律學院。那時候,正在抗戰期中經常鍋裡的水已經滾沸,卻還沒有米可以下鍋,等待著常住的職事到街上賒借一石米糧回來。
當時,一年四季,很少吃到一餐可口的飯食;有時,中午過堂的一飯一菜,菜碗裡的菜葉子很少,浮在湯水上的小蟲子卻很多,說一句過分形容的話,用吃的菜湯去洗衣服,也不會把衣服洗髒。可憐我大概由於沒有油水,每一餐飯食沒有個六、七碗,不會有飽足的感覺。
當時,每天三餐我們吃的都是豆腐渣,豆腐是留給客人吃的。如果豆腐渣在鍋裡炒一炒、烤一烤倒也還好,但我們庫房總務,總是把它放在太陽下曬一曬,然後用鹽拌一拌給我們食用。曬的時候,鳥雀來吃,昆蟲也來分食,到了我們吃的時候,經常摻有鳥雀的糞便、幼小昆蟲的尸體,甚至有時候,臭氣難聞,也只有憋住氣吞它兩口,因為知道人總需要一點咸味。這就是我在棲霞山參學六、七年的歲月。
十八歲貧僧負笈鎮江焦山佛學院,生活大有改善。當時有一句歌謠說:「金山腿子高旻香,常州天寧好供養,焦山包子蓋三江,上海某某寺哩啦腔。」意思是說,你盤腿盤得好,要能夠一坐兩、三個小時之久,才有資格進入金山江天寺禪堂,或者在揚州高旻寺打坐,一支香也要數小時。常州天寧寺三餐的飲食供應有水平,焦山定慧寺每一年要打七個禪七,七七四十九天,晚間的大板香,禪坐一點四十五分以後,會分給每個人一個菜包子。我們年輕的學僧,哪裡懂得什麼參禪悟道?只為了吃那顆菜包子,除了白天的坐禪以外,甘願每天晚上都坐上那支一點四十五分的「大板香」。
在宜興祖庭大覺寺、在南京華藏寺,都是一些辛酸窮困的歲月。但說也奇怪,從來沒有感覺到生活清苦或為僧艱難。偶爾感受到佛法的禪悅法喜,也就讓我們覺得心安理得。
貧僧二十三歲到了台灣,到處掛單,無人接受,承蒙中壢圓光寺妙果老和尚的接納可以住下來。每天無油的高麗菜,吃了一年多之後,實在難以下嚥。所幸,逢新竹青草湖靈隱寺辦學,台灣佛教講習會(佛學院)請我去擔任教務主任。青草湖是一處風景遊覽區,平常遊客很多,有將近兩年的時間,客人吃剩的菜餚,就由我們講習會師生繼續食用。同學們自嘲說,我們吃的都是「蜜絲佛陀」。這是因為那個年代,女士們大都擦「蜜絲佛陀」的化妝品,那些剩下的菜餚裡,自然有脂粉口紅味了。盡管如此,我們也不覺得貧窮,我和學生們說,她們是「蜜絲」(Miss),我們做「佛陀」就好了。既然「我是佛陀」,還有什麼感到貧窮的呢?
我自幼出家,叢林過堂吃的都是一飯一菜,早已過慣簡食生活。有一次,警務處處長陶一珊先生,因為看了我的《釋迦牟尼佛傳》,說要請我吃一餐飯。那時候,我住在宜蘭,我說,我要去高雄經過台北再去看你。後來,他在永和家中擺了滿滿一桌子的菜,說是請餐館送來的,但只有我和他兩個人吃,實在覺得非常可惜。
餐後,我要動身南下,處長特地找人替我買了一張火車票。我環視四週的設備,有床鋪、盥洗設施,一應俱全,我想,那應該是總統乘坐的專用車廂吧。從此,我就不敢再和他來往了。為什麼?這種隆情厚意,實在不是我受當得起的。再說,好因好緣是要承繼於將來的,何必在這一時就把它享受完呢?
貧僧二十六歲到了宜蘭,一生沒有用過電燈的我,忽然在宜蘭市區龍華派的雷音寺這間小廟的佛前,有了一盞每個月繳交台幣十二塊錢的照明電燈,等到晚上九、十點鐘,信徒解散後,我跟佛陀要求,分一些燈光給我。那個時代,民間還不可以私人接電線,電線不夠長,我只有把燈拉到寢室門口,一半可以照亮佛殿,一半可以讓我在裁縫機上寫下《玉琳國師》和《釋迦牟尼佛傳》,但房門就關不起來了。
在此之前,我雖然出版過《無聲息的歌唱》、《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但是並沒有太介意它們的銷路;到了這兩本書,雖然不敢說洛陽紙貴,銷路卻是一直很好,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香港等地,都是幾百本、幾百本地購買。直至如今,這兩本書不但是暢銷書,也是長銷書。
我的經濟因為這兩本書有了些許改善,自覺有些得意,就拿著書到台北重慶南路各家書店,請他們代為流通。沒想到,無論我怎樣央求,那些書店的老闆都不肯接納,他們說得也對,佛書沒有人看,也沒有地方放。甚至我跟他們說,書給你們,賣了錢都歸你,我不收分文。他們還是推辭說,佛書沒有地方放啊!最後,我只有掃興而歸。
貧僧在宜蘭念佛會初期的生活,吃飯的桌子,是由兩片木板臨時組合起來的,中間的細縫,經常讓筷子從縫裡滾下去。湯匙是自己用鐵皮手工敲打做成,質量很輕,微風一吹,都會把湯匙吹落在地上,撿起來還可以用來喝湯。睡覺的床鋪,是由竹子編成的竹床,只要一坐上去,就會吱呀吱呀作響,幾公尺外都能聽到。記得民國四十二年(一九五三),嚴長壽先生的尊翁嚴炳炎老先生,他非常愛護我們青年,有一次到宜蘭來看我,和我同榻而眠。我告訴他:你可不能翻身哦,不要讓竹床的聲音給外面的人聽到了。前不久,我把此話告訴嚴長壽先生,他也對當時艱難的生活,唏噓感嘆不已。
除此之外,為了上廁所,要走十五分鐘到二十分鐘的路,才能到宜蘭火車站方便一下,至於如何解決盥洗問題,我已不復記憶了。
自從在宜蘭安定下來,三個月後,信徒在監獄買了一張便宜的竹椅給我,我也從長條凳而有了竹椅可坐。從此,我的衣食住行都有了改進。
漸漸的,我在宜蘭成立度化青年或兒童的歌詠隊、學生會、文藝班、兒童班等。那個時候,就有人說我弘揚的是「人間佛教」,我們早上禪坐、晚上念佛,時而講經,時而說法,有心的信徒也都會前來參加,所以我訂出:「行在禪淨共修,解在一切佛法」,把傳統和現代的佛教相結合。
所以,苦,是我們的增上緣,吃苦才能進步,吃苦才有人緣。頭陀苦行、清貧生活,可以長養道心,又有什麼不能接受的呢?
至於外出弘法,我靠著兩條腿,在台灣不知走過多少千百里路。那時候為了節省開支,總是以雙腳代替車輪,行走山線、海線,穿梭鄉間的山路小徑,往往從此地到彼處,花上四、五個小時是常有的事,但我不以為苦,反而覺得走路實在是人生一大享受。
漸漸的經濟稍微舒緩,也買了一台腳踏車代步,或是乘坐火車、公交車,甚至受邀至各地弘法,信徒也會準備交通工具,從過去的黃包車、三輪車,到後來的小汽車、大巴士,一直到現在的輪船、郵輪、飛機、高鐵、磁浮列車等,甚至於到軍中弘法時,我還坐過戰車、坦克車、軍艦、直升機等。
說到汽車,近幾年來,世界各地都有信徒說要送我車,尤其說是名牌的車子,但都被我一一拒絕了。我跟他說,這千萬不行,你送我那麼好的車,要是我外出去辦事,下了車,心裡就老要掛念車子會不會被碰撞,反而成為負擔。曾經有一個信徒不顧我的反對,硬是把車子送到佛光山來,我只有把它交還給常住,讓這輛車用來接待功德主、貴賓們了。
大約三十多年前,佛光山擁有一部九人坐的「載卡多」,每次車子一發動,總是有很多人要跟隨。為了滿大家的願,後來就將它改裝成二十六人坐的車子。奇怪的是,當時這輛車竟也能通過公路局監理所的檢查。
這輛車用了多少年後,該是要「退休」了,總想,它有功於我們,所以一直不忍心讓人家以收購廢鐵的方式把它買走。後來就在佛光山找了一個地方讓它「養老」。
總之,我在台灣上山下海,國內國外,搭乘過的交通工具可以說種類五花八門,可以參閱我在《百年佛緣‧我的交通工具》一文,裡面有詳細的說明。所謂「行船走馬三分命」,貧僧的生命也沒有什麼價值,為了弘法,也顧不了那麼多的安全不安全的問題了。
過去貧僧的衣食住行都已成為過去,現在的已完全非昔日可比。
現在的衣服,都是徒眾替我張羅,春夏秋冬各有不同的厚薄,但幾十年來,無論寒暑我已習慣四季都穿著一樣了。此外,也許多信徒會用衣服跟我結緣,如溫哥華心慧法師送的「萬佛祖衣」袈裟(見圖),但那花花綠綠、五彩的佛衣我又哪敢穿呢?四、五年前,《紅樓夢》曹雪芹先輩任職的江寧織造廠,現今還在南京的雲錦博物館,送了我一件雲錦袈裟,以及韓國頂宇法師送我的金襴袈裟,那麼漂亮、那麼有氣勢,當然我也不敢披搭。現在都已經送到佛光山寶藏館去珍藏了。
至於現在的吃,各地信徒不斷地都有一些水果、餅乾等禮品送給我。我哪裡能吃得了?尤其我罹患糖尿病四十多年,哪裡能吃呢?每次這許多食品送來,我也輪流送給佛光山各個單位,大家平均受用。好在我那許多徒眾、學生都是貧僧,分一點給他們,他們也喜不自勝了。
如今我也已經退居,在佛光山是二線人物了,所以齋堂裡並沒有我的座位。不過,我在開山寮裡,有一個專任侍者每天會準備飯菜給我吃。只是,每當我吃飯的時候,經常有十幾、二十個人不約而同前來趕齋。我就很掛念:這麼臨時,他怎麼能準備出那麼多人的份量呢?
但是我這一位侍者覺具法師,他不但是南華大學的碩士,還真是聰明能幹,多少年來,煮飯燒菜,總是從容不迫。人多,有人多的作法,人少,也有人少的辦法,從來沒有為難過前來趕齋的徒眾。
總之,我對於飲食並沒有特別偏好,即使罹患糖尿病,也沒有特意要求徒眾弄什麼給我吃,若要問我人間美味,應該就屬蘿蔔幹和茶泡飯了。
至於現在的住,在我擔任佛光山住持十八年後,三十年前,第二任住持心平法師為我建了一間開山寮,地方寬大,連庭院大概也有三、四百坪。後來,覺得院子太大,只有我一個人活動實在可惜,於是就把舊的法堂拆除,建了一棟「傳燈樓」,我的法堂開山寮也在這裡。除此之外,傳燈會、書記室、人間佛教研究院等與我有關的單位,共同使用這一棟傳燈樓,有時候佛光山宗委會的宗委們也會在這裡開會。
在佛光山,所有的建築都不是我的,只有傳燈樓是我居住的地方。為什麼名為「傳燈」呢?因為我曾講過,雖然我從佛光山住持的職務退位了,可是師父跟徒弟的關係不能退位,因此,在師徒傳承的「傳燈」關係上,我自是要非常用心的。
不過,住的地方雖然是擴大了,貧僧還是習慣以一張沙發就作為床鋪,或許這也是貧僧的習性吧。記得在六十歲生日的時候,徒眾們刻意地為我張羅一張床,但我從來沒有用過;後來到了美國西來寺也同樣為我準備床鋪,但不管什麼樣子,都因太軟睡不習慣,而寧願睡在地上,就可以一覺到天亮了。諸如此類,都是我在「住」方面的經驗談。
至於現在的行,更是方便了,貧僧有了自己的交通工具。佛光山供應我一部國產車輛,可以坐上七、八個人。事實上,乘坐的人從來沒有少於四個人,無論到哪裡都是滿滿一車。包括慈惠、慈容法師等長老,他們在佛光山身負重要職務,現在也都有自己專用的車輛可以進出,但他們都歡喜搭我的便車,所以我這部車也就經常超載,還曾經坐到十個人以上。雖然貧僧不願意違法超載,人多也沒有辦法,寧可以受罰,也要滿足弟子們想要同行的願望。
關於衣食住行,在貧僧年輕的時候,心中也想過,等到將來有錢,要買什麼衣服、吃什麼東西;真正到了現在,已經有力量能購能買,但已不想在衣食住行上有所計較,隨緣、簡單,就是美好的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