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天台宗,最具代表性的一個名詞應該就是「五時八教」,他不僅代表了天台宗的判教思想,同時,藏、通、別、圓四教更是含括一切佛教經典教義,可以說,天台教法的展開,就是以五時八教為脈絡而成的。
五時即是華嚴時、阿含時、方等時、般若時、法華涅槃時;八教則分為化法四教與化儀四教。五時是將佛說法按時間上劃分,八教則是從說法的內容與方式上區別。佛教在兩漢之際傳入中國,大小乘經典相繼被譯成漢文,面對數量龐大,內容不一的經典,中國人通過自己的智慧,將之有系統的整理、判釋,這被稱之為判教,五時八教即是判教的一種。
說到判教,天台不是最早的,早在智者大師之前,就有劉宋時代道場寺高僧慧觀法師根據《大般涅槃經》的牛乳五味以及受南北朝當時流行的頓、漸思想之爭的啟發,創立「二教五時」說,這應該是我國南北朝時最早展開判教的先驅。他將一切經典分為「頓教」、「漸教」兩大類,由「漸教」中又分出五時,以此表示佛陀循序漸進的說法。
此後,諸如地論、攝論等各家論師紛紛展開各自的判教方法,在當時形成一股思潮,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有十家,智者大師在《法華玄義》卷十中將之歸納為「南三北七」。判教,是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後必然要經歷的過程,智者大師身處南北朝末期,當時各家判教紛紜,受當時判教思潮的影響,不可避免的,智者大師亦對此多有關注,因他所學所修都依於《法華經》,便以《法華經》圓教思想為立足,指出南北十家判教的不足之處,就此建立自家的判教體系。
五時八教的分判,是智者智慧與修學的結晶,思想的形成,最主要的可見於大師所講述的《法華玄義》文中,第十卷他在解釋五重玄義的「教相」章中,為了闡述《法華經》的純圓獨妙,以及方便對《法華經》與其他經典作區別,他提出「教相三意」的說法。
文中說:「教相為三:一、根性融不融相;二、化道始終不始終相;三、師弟遠近不遠近相。」其中在第一根性融不融相中,智者大師依據《大般涅槃經》牛乳五味,用乳、酪、生酥、熟酥、醍醐等五味,來比喻說法的五個階段,這是五時的形成。
又在第二化道始終不始終相中,講述如來說法雖多,但不出漸、頓、不定、秘密四種,這是化儀四教。若再綜合《法華文句》、《四教儀》中所闡述的藏、通、別、圓四教,化法、化儀八教的判教內容也就形成了。
五時八教的名目,在智者的《法華玄義》及《摩訶止觀》等著作原文中也已有談及,如《法華玄義》卷十中,他說:「故次《般若》之後,說《華嚴》海空,齊《法華》也,亦第五時教也。」以及「四教從轉法輪已來,時節節有異,今以轉法輪來八教通之。」
《摩訶止觀》卷七中說「教門綱格,匡骨盤峙。包括密露,涇渭大小,即是漸、頓、不定、秘密、藏、通、別、圓。若得此意,聲教開合,化道可知。」
智者大師的著作中,五時八教的名目雖然已經形成,但並不是作為一個整體出現。真正將五時與八教兩者結合,形成名相,則是從荊溪湛然法師開始。
湛然法師在他的《法華文句記》、《法華玄義釋簽》和《止觀輔行傳弘訣》的著作中將五時八教作為結合名相來使用,如《法華文句記》中:「種種之言,亦不出五時八教」;《法華玄義釋簽》中「五時八教,故云種種」;《止觀輔行傳弘訣》中「乃至五時八教,一期始終」。
湛然法師以後,五時八教就形成固有名詞了,在後來的《天台八教大意》一書中,更是將八教規範化,以頓、漸、秘密、不定為化儀四教;藏、通、別、圓為化法四教,合稱天台八教。
而宋代高麗諦觀法師撰《天台四教儀》,更將五時與五味進行一一相對,認為「是為五時,亦名五味」,同時,還將五時與八教配合,形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並說智者大師的判教核心是五時八教,從而將之推向一個高點。
《天台四教儀》中說:「天台智者大師,以五時八教,判釋東流一代聖教,罄無不盡。」此後,宋元明清乃至近現代,隨著《天台四教儀》一書的廣泛流傳,五時八教的說法廣為人知,成為天台宗判教思想及教理教義的一個代名詞,深入人心。